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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受训背景为北师大心理学部临床与咨询心理方向硕士，目前仍在不断学习存在人本系统课程以及性多元相关课程等。我的咨询取向以存在人本为主，并结合后现代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和技术。我的风格是非指导性的、探索式的、关切的，我不太擅长给来访者直接的建议，我更倾向于与来访者一起去探索ta过去曾使用过的方式，去看到那些尝试里的意义和精彩之处。
很多人小时候经常被问「喜欢妈妈，还是喜欢爸爸？」
在实际的家庭生活中，孩子也经常感受到，ta 需要「站队」父母中的某一方，通常是妈妈，去「指责」另一方。但当孩子感到妈妈受了委屈，想要帮妈妈「解决问题」时，却发现情况并不是自己想的那样。
简单心理咨询师贾馨蕊认为，这种体验会给孩子带来一种「 内疚感」，让孩子总觉得对父母中的某一方有亏欠，进而习惯性地在关系里自责，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
她同样认为，这种创伤的成因不是个体家庭的问题，而是结构困境。
▼ 以下是她的讲述：
最近我在亲身经历里，更深刻地意识到，女性主义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是为了女性本身，而是为了将整个家庭从持续的代际创伤中解放出来。
01
女性在家庭中的压抑
不会消失，只会转移
女性在家庭中（相对于社会）的地位至关重要，因为女性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劳动，这让女性在家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但这并没有消解女性在系统结构中的困境，这个困境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女性承担的很多劳动和付出是不被看见并且不被重视的。
不被看见的劳动不会只带来辛苦，它一定会带来情绪后果——委屈、不满、怨恨、被牺牲感。问题是， 在一个强调「家庭责任高于个人感受」的婚姻伦理里，这些情绪是没有合法出口的。女性既不能轻易离开关系，也不能真正挑战结构，于是这些无法指向制度、文化和性别分工本身的愤怒，就只能在家庭内部寻找出口。
而孩子，往往是那个最安全、成本最低的情绪承载对象。
《 年少日记 》
很多家庭里家长会把自己所受的委屈和不满说给孩子听，希望孩子去做一个判官，或者是站在自己这边，指责另一方。而这个家长，在小的时候一定也是承担家庭情绪责任的那个「孩子」。
这其实是一个代际转移的过程： 女性承担结构性压抑 → 情绪无法制度化表达 → 在家庭内部寻找联盟 → 孩子成为情绪容器。
这也是东亚家庭为什么存在那么多创伤的原因之一。
02
孩子试图「解决问题」
但父母辈不这样想
从社会和家庭整体的视角来看，这是当传统的婚姻模式，进入到现代的、非常个人化、比较重视个体和个体情绪的社会阶段的一个必然矛盾。
在传统性别秩序下，这种模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是因为没有人被允许从「自我感受」的角度提出质疑。母亲的付出被视为天经地义，孩子对母亲的情感支持也被视为孝顺的一部分。但当社会进入一个更强调心理健康、个体需求与自我实现的阶段后，孩子开始拥有另一套解释世界的框架。
孩子开始变得关注个体，关注自己的需求，开始思考母亲为什么要一直付出，而牺牲自己的时间和身体。他们不再只是看到「妈妈很辛苦」，而是会进一步问：为什么是妈妈必须辛苦？为什么她不能为自己而活？为什么她要一直忍耐？为什么不改变？
孩子开始为母亲抱不平，但同时也会为母亲的止步不前而感到愤怒和不满。
《 还有明天 》
孩子会遇到的一个很绝望的现实就是，孩子想的是解决方法，但父母那一辈人没想着要解决，没想着用这样决绝的方式解决。因为在他们的观念里，即便辛酸、即便恨透了这种状态，让家人互相绑定的责任终归重于自身感受，他们很难想象因为我自己难受，就可以不付出，这种可能性，他们做不出来。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
孩子由此愤怒和绝望并不是对母亲的否定，而是现代主体意识与传统家庭伦理之间的冲突。当孩子试图用「解决问题」的逻辑介入时，他们面对的却是一代人完全不同的价值排序——对父母而言，家庭绑定的责任重于个人感受，即便痛苦，也未必意味着关系应该被改变。
这时候，这个孩子其实面临两代人、两种价值观的拉扯。
03
孩子的内疚与创伤
是性别结构的心理后果
内疚感，常常会出现在孩子以后的人生里。
孩子在一开始几乎一定会相信倾诉的那一方，心疼那个看起来更委屈的人，并且自然地站在她那边。因为对孩子来说，那不是「站队」，而是保护正在痛苦中的妈妈。
但孩子在小的时候，没有能力理解，婚姻是一个系统问题，冲突是互动模式的结果，关系从来不是单方造成的，也就是说没有谁是绝对错的，而是双方都有自己的痛处。
《 年少日记 》
长此以往，孩子会产生对爸爸的愧疚，因为自己好像无意中被人当枪使，这个枪指向爸爸，需要过了很久才能发现，原来他们的关系并不像一方口中说的那么糟糕。
于是，新一层的内疚感出现：「我是不是在无意中伤害了爸爸？」这种觉察往往带着刺，因为孩子会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出于恶意，但确实参与了某种「联盟」。这个内疚感，还可能会让我们反过来，再去憎恨曾经的自己并对妈妈产生不满。
孩子会进入一种双重忠诚的拉扯：继续支持妈妈，会对爸爸内疚；开始理解爸爸，又会觉得对不起妈妈；如果保持中立，又仿佛背叛了两个人。无论怎么做，都有亏欠。
这种长期的内在冲突，其实非常消耗人。它让人习惯性地在关系里自责，总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总觉得自己可能伤害了谁。
但这还不是最痛苦的，因为无论是帮妈妈，还是对爸爸感到抱歉，都是关于他们夫妻的事情，最让人心痛的是， 父母从来不觉得孩子会因为这个感到痛苦，这种不被看到，才是最让人难过的。
《 女孩 》
他们可能觉得这只是聊天，是亲密，是信任，是「我只跟你说」。却没有意识到，孩子听到的不是简单的信息，而是关系的裂缝，是父母过得不好的信念感，是一种被迫参与的无力感。孩子会在餐桌上更紧张，会在心里反复思考自己是否做错了什么，会开始小心翼翼地调节气氛，甚至默默承担起维持家庭平衡的责任。
更孤独的是，当孩子尝试表达自己的难受时，很可能得不到回应。常见的反馈是「我只是说说而已」「你想太多了」「那我以后什么都不跟你说了」。于是孩子学会了一件事：我的痛苦不重要，重要的是照顾你的情绪。
从那一刻开始，内疚就不只是关于爸爸或妈妈，而是关于自己——仿佛连感到难受这件事本身，都是不应该的。
所以， 很多人长大以后才意识到，当年的创伤不只来自被迫站队，也不只来自对另一方的愧疚，而是来自那种长期的、没有被承认的心理负担。
那种感觉像是你一直在为一段婚姻负责，却从来没有人问过你是否愿意承担。你既爱他们，也在他们之间受伤，但这种受伤没有名字，没有位置，也没有被认真对待。
在这个意义上， 孩子的内疚，并不是个体心理的偶然产物，而是家庭内部性别分工不平等的一种心理延伸。它让下一代在情感层面承担了上一代未被解决的结构性矛盾。
《 我，许可 》
所以女性主义不仅仅涉及到女性，更加意味着整个家庭的自我解放，孩子的自我解放。
女性主义不仅仅是在为女性争取权利，它同时也是在打断这种代际情绪转移的机制。当女性的劳动被看见，当关系中的不平等可以被公开讨论和协商，当退出一段消耗性的关系不再被道德化为失败，那么孩子就不必再通过站队、内疚与自责来维持家庭的稳定。
换句话说，女性的自我觉察和自我照顾，从来都不仅仅是女性的问题，它同样关乎一个家庭能否停止将结构性的痛苦，转化为下一代的情绪创伤。
很想和你一起去看到更真实、更全面的自己，没准备好也没关系，我会在这里静静地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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